作为商品的灵魂（下篇）
本篇内容摘自《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中“第6章 弗朗哥·‘比佛’·贝拉迪：作为商品的灵魂”，作者沃克以第二人称的视角评述了21位能够影响未来的思想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今世界思想导图。
由于本书二次转述的原因，为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博主的工作主要是为难懂、晦涩的专业术语添上注脚（才不是我懒得三创呢 •̀ ω •́ ）。
| KEY | VALUE |
|---|---|
| 书名 | 《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 |
| 作者 | (澳) 麦肯齐·沃克 Wark, McKenzie |
| ISBN | 978-7-5321-8297-8 |
作为商品的灵魂
工人的灵魂曾经至少有部分是交给工人自己处置的。福特式的资本主义将肉体投入工作，后福特主义[^35]则连灵魂也不放过。主动从劳动中脱离，从而让肉体摆脱异化是有可能的，但灵魂却与此不同。符号资本主义将灵魂投入工作。1
贝拉迪在这里做了一点自我批评，因为与许多受过德勒兹和加塔利影响的人一样2，他有时似乎认为欲望的解放指向一个在商品化之外的方向，一个不同于强调工人阶级团结的、具有公社主义色彩但也因循守旧的文化的方向。但是，欲望或许是一个幻象。“然而，我们需要承认，这个幻象是历史，是城市，是坠入爱河，是存在：这是一场我们知道它是游戏，又一直在玩的游戏。”
错的地方或许在于将欲望视为力而不是场，在于低估负面形式的欲望。“欲望审判历史，但谁来审判欲望？”审判欲望，或者说变革欲望也许就是21世纪的“政治”要做的事。欲望会遇到界限，但界限可不可以不总是另一个要对抗的东西，而成为激情（同情）的一个节点呢？“通过社会重构的过程，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语言、情动和政治的方式得以发展，并转化为一个有意识的集体，一个自治的总体，一个融洽的团体，其反叛具有建设性。”
我们在德勒兹那里也能找到上述思想。加洛韦认为，现在应该走出德勒兹的表现主义3遗产，走向防范的思想。4贝拉迪或许几乎会同意这一点，只不过他的手段是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内部寻找不同的资源。他保留了对预先构成的主体的拒斥。“主体性在被生产出来之前不存在。”他的兴趣转向了序乱(chao-id)，它是过剩的联络与混乱的不可预知状态之间的调节者。5
悲伤是如何流传开的呢？在后福特主义[^35]的生产中，团结遭到扼杀，劳动变得脆弱不安，灵魂被投入工作。缓解混乱感的因素、老调、场域的组织因素——也就是序乱——瓦解了，结果就是令人精疲力尽的恐慌与抑郁的循环。抑郁是对通讯场域及其提供的欲望刺激信号的拒斥，这一切所连接的不过是更多的劳动和更多的商品而已。“我们正在走进空虚的文明。”。
欲望的异化
就这样，欲望的修辞耗尽了自身。让·鲍德里亚6对它的批判很有预见性。7他理解了欲望通过内展(in-folding)被商品化的加速过程。欲望原来并不是外在的。这里对众(multitude)的观念预先就有一个批判。它被呈现为仿佛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积极能量，其实毋宁说它是由人群(masses)组成的黑洞，人群吸收一切信号，却拒绝给出回应。
与鲍德里亚6不同，贝拉迪谈的是力比多寄生者8，谈欲望的“热力学”，欲望在其中相当有限，可能在塌陷，也可能在承受多米尼克·佩特曼所说的力比多巅峰9(peak libido)。10贝拉迪写道：“抛弃了某种斯宾诺莎式的必胜信念之后，我们就可以承认，力比多能量11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欲望是一个矛盾的场，而非神圣的力。“精神分裂的视角下，欲望的增殖可以不断地削弱一切控制结构。塌陷的视角下，欲望的增殖是虚化病毒的扩散。”
于是，这是一个萨诺斯政治12（我将其称为萨诺斯主义）的时代，灵魂完全被武器化了。13这是一个后政治时代，通过神话的方式，有意识地围绕共同的事业组织信息已经不再可能。这是一个充满“心灵困扰”的时代，一个向集体智慧开战的时代，权力甚至对自己的仆人——大学12——下手了。
如果按照贝拉迪的说法，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4是异化初期的电影人，那么，奥利维耶·阿萨亚斯15或许就是虚化时代的电影人。史蒂芬·沙维洛评价阿萨亚斯的《登机门》说，它是一部关于严酷的水平状态(horizontality)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连接的电影，这里的水平状态和连接都不是好词。16他的《魔鬼情人》预示了贝拉迪所说的“认知机能与物质社会性(sociality)的病理性分离”。
这是一个黯淡的前景，到贝拉迪后来的著作《英雄》里更为黯淡。该书对连环杀人案和其他一些症候性事件的新闻报道表现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醉，颇有贝尔纳·斯蒂格勒17的小书《付诸行动》的风采。18贝拉迪对治疗性的（后）政治的呼吁可以与斯蒂格勒[58]联系起来看，斯蒂格勒[58]主张恢复“欲望的长循环”，以此对抗悖论般地阻止了原生性自恋形成的短路和同步，而这种自恋或许能够抵挡更具破坏性的自主性缺失。
对上一段落的简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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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的实质 —— 斯蒂格勒指出，当代数字资本主义通过算法技术（如社交媒体推送、短视频）制造即时快感回路，使欲望陷入“多巴胺经济”的短循环，这种短路导致 “力比多贫困化”（libidinal impoverishment）：人们被训练为追求即刻满足（如刷短视频的即时反馈），欲望被简化为神经刺激的机械反应。这种机制导致欲望“去时间化”，丧失延迟满足与深度反思的能力，形成注意力瘫痪（如无法阅读长文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欲望丧失创造性与投射能力，沦为资本增殖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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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同步 —— 技术系统强制所有个体欲望同质化（如网红同款消费），消灭差异性与个人叙事。社交媒体通过“热点”制造集体情感脉冲（如跟风网暴），压制个体独立思考的异步性（asynchro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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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长循环” —— 长循环是什么？我们不妨从“短循环”中找到答案。长循环是对短循环异化的解药，其核心是恢复欲望的时间深度与集体创造性。斯蒂格勒的方案是通过器官学重构（organology）恢复欲望的时间深度，将人们从“令人沉溺”的短循环中解放，通过长循环重建欲望生态，重新赋予人们思考以及想象的空间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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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性自恋 —— “原生性自恋”（primary narcissism）并非虚荣，而是拉康精神分析中主体性建构的起点。婴儿通过“镜像阶段”将自我投射为完整意象，形成“理想自我”（Ideal-I）的雏形，这是主体认同的基础。
Q: 为什么短路与同步阻止了原生性自恋？
A: 短路剥夺了青少年的自我沉淀时间，改变了力比多流向（由内向导向为外向），导致了力比多贫困化。青少年更多地向外界寻求身份认可，更少地自我沉淀以构建稳定的内核；算法所推荐的同质化内容消灭了个体化差异，使“理想自我”被网络化模板取代，导致自恋结构性溃败（narcissistic collapse）。
Q: 为什么恢复“欲望的长循环”能够对抗短路与同步？
A: 斯蒂格勒的深刻性在于揭示：“最致命的剥夺不是物质剥削，而是欲望时间的殖民化”。当人们沉迷“短循环”，实则是将建构自我的权力让渡给技术系统，最终导致“我们不会死亡，却从未真正活过”。唯有通过长循环重建“欲望生态”，个体才能在时间纵深中重获判断未来可能性的能力——而这正是对抗“自主性缺失”的最后堡垒。
贝拉迪仍然使用了后工人主义—自治主义作者的部分语言。我在拉扎拉托和布唐那两章里就说过，我不觉得乞灵于非物质或认知这样的词有什么好处。贝拉迪对知识分子向生产领域转化的论述似乎表明了，我们为什么应该更努力地从彻底的物质角度去解释信息。
文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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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的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一样，贝拉迪让灵魂成为一个有用又有趣的马克思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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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欲望不是‘匮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性能量。”他们认为欲望能够在资本逻辑之外开辟空间。但后来贝拉迪发现后福特主义已将欲望直接转化为生产资料，也就是“作为商品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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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认为“释放欲望即可颠覆控制社会，革命无需依赖传统工人阶级组织”，夸大了欲望的能动作用及作用域，没有看到资本对欲望的无序榨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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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R. Galloway, Laruelle: Against the Digit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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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Books. 1994, 204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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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家、后现代理论家，“知识的恐怖主义者”。他在巴黎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巴黎第九大学和巴黎第十大学。鲍德里亚从1968年出版《物体系》开始，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并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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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Baudrillard, Se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1991. （中文版名为《论诱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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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如同寄生性病毒，通过算法监控（如社交媒体推送、工作绩效系统）持续吸附个体欲望能量，将其转化为数据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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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比多能量本质上是有限的，其再生速度无法匹配符号资本主义的加速剥削需求。消费主义与数字劳动不断刺激欲望增殖，实则透支心理能量储备，导致“力比多巅峰”（peak libido）后的塌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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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 Pettman, Lov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isty Press,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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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将力比多定义为性本能的心理能量，是心理活动的根本驱动力，源于身体器官的快感；荣格批判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将力比多重构为超越性欲的精神能量，力比多流向决定人格类型：外倾型（指向客体）与内倾型（指向主体）；后弗洛伊德时代哲学家们对力比多力量的定义进行了广泛且普遍的讨论，如“政治化的爱欲”（赫伯特·马尔库塞）、“欲望机器的革命性能量”（德勒兹、加塔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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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迪提出的“萨诺斯政治”（或“萨诺斯主义”）是对当代符号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异化的核心隐喻。这一概念借用了漫威宇宙反派萨诺斯（Thanos）通过消灭半数生命实现“宇宙平衡”的行为，用于批判后福特主义时代权力对个体灵魂的系统性剥夺与工具化。符号资本主义通过算法监控、绩效体系将“力比多能量”纳入价值生产链，形成 “情感-数据-权力”的闭环控制（如大学课程强调“技能培训”，剔除人文思想的危险性与公共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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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enzie Wark, “Birth of Thanaticism,” Public Seminar, April 3, 2014, at publicseminar.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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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聚焦福特主义社会中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异化”。贝拉迪指出，其镜头下“肉体被机器规训”的异化，是资本将人降格为生产零件的初级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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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亚斯刻画后福特主义“虚化”时代的精神病理，呈现了后福特主义的核心矛盾：过度连接导致情感虚化。如《魔鬼情人》中电邮、监控摄像头成为操控工具，体现贝拉迪所述“符号资本主义对灵魂的殖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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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Shaviro, Post Cinematic Affect, Winchester, UK: Zero Books,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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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1952-2020）是法国技术哲学家，其核心理论围绕技术、时间与欲望的辩证关系展开，尤其关注数字资本主义对主体性的侵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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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o “Bifo” Berardi, 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 London: Verso, 2015; Bernard Stiegler, Acting Ou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isty Press, 2008. ↩︎